打仗就是拼消耗，拼谁的资源更雄厚。有句话说：“明军不满饷，满饷则无敌”，意思是明军若是粮饷充足，清军、闯军都不是问题。太平天国运动，情况也是一样，太平军败给后勤，而并非湘军、淮军。
后勤从何而来，城市供给是关键。太平天国为何失败，与城市治理失败有关。太平军不会治理城市，也难以治理城市，从而引起一连串问题，且难以解决。
太平天国如何治理城市呢？太平天国疆域不稳定，许多地方都处在争夺之中，治理城市的政策也经常变化，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两种类型。
第一阶段，天京事变之前，相对严格的“圣库”制度。
“圣库”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？简单说，就是吃大锅饭，生产资料、生活资料都是公有，由国家统一分配，不存在私有财产。
太平天国早期，参加起义都是穷苦百姓，为了温饱才反清，故而“圣库”吸引力很大。韦昌辉、石达开、胡以晃等“富户”，是“圣库”物资的主要来源，他们贩卖家产，一律交给“圣库”。
既然是按需分配，就不存在所谓的贸易、市场、交易。所以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，便把辖区内的城市按照“圣库”制度进行治理，私营手工业、商业都不存在。
此前的商人、手工业者，被编入相应的“馆”，由百工衙、诸匠营管理，为国家生产劳动，一切生活开支，都由“圣库”供给。
定都南京后，英国人也尝试与太平天国往来，了解情况。英国军官吴士礼在《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》中说：“城内各种店铺都不准开设，天京城内无商店。”
可以说，此时的太平天国城市，类似一座城堡或者军营，城与市分开，回到城市诞生之初的原始状态。当然，“圣库”制度并未严格推行，因为问题比较多。
石达开治理安庆，发现问题的严重性，也放松了管理，采取市场模式，并得到杨秀清认可，史称“安庆易制”，但并没有在太平天国辖区内普遍推广，带有试验性质而已。
第二阶段，“圣库”制度名存实亡，但以城居兵，以乡居民。
生产力水平决定了“圣库”制度无法长期推广，绝对平均主义行不通。如此，杨秀清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，进行了一些调整，例如取消“男女分营”，允许居民享受家庭生活。
城市工商业，也允许经营，但国家监管，主要以官营为主。民营商业，主要集中在城市郊外，允许自由贸易。但是，杨秀清没能继续完善工商业政策，就死于天京事变。
1856年，天京事变，是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。天京事变爆发，不只是杨秀清嚣张跋扈这么简单，而是太平天国的架构出了问题，并因此引发了内部矛盾。
“圣库”制度，在天京事变后名存实亡。例如，陈玉成、李秀成、李世贤等诸侯王都私自建造规模宏大的王府，这些财产从何而来，为何不交给“圣库”？
李秀成救援苏州，洪秀全不同意，让他拿出10万两银子充公，才能去江浙。李秀成为了保住大本营，也拿出10万两银子，“送给”洪秀全。
如此，“圣库”规定的“物资归上主，人人不得有私”的要求，名存实亡。城市管理也发生了改变，统一把人员安置在“各馆”规定取消，政策有了调整。
太平军攻取江浙之后，当地人王彝寿在日记中说：“贼之制，以城居兵，以乡居民。”意思是，城内居住士兵，是一座军营；城外是居民，城内人员要迁到城外。
迁到城外，究竟是什么人呢？李圭思，归王邓光明部下一位小官，后寻找机会逃离，他在日记中说：“城外设置粥场，妇孺赶出城，出入核验身份，士兵经常下乡征粮，号称打抽风。”
可知，太平军夺取江浙之后，士兵以及精壮者（符合当兵）留在城内，其余一律迁出城外。
无论是“圣库”制度，还是“以城居兵，以乡居民”，都是管理城市的败笔，短期内有一定效果，但弊端众多，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。
“圣库”制度下，城市就是一座军营、堡垒，纯粹消费，而没有生产。几十万人口的城市，全部由国家分配物资，且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阶段，岂能持续呢？
城内生活物资，都无法自给自足，又如何给军队提供粮食、后勤补给呢？军队没有后勤，如何打仗呢？为何得到补给，太平军只能“打先锋”，或者“派大捐”，以及“打抽风”，对地主、士绅下手。
杨秀清时代，太平天国军事上蒸蒸日上，但京师屡次出现粮食危机。为了缓和供需矛盾，杨秀清不得已“天父下凡”，让上帝的子女出城自谋出路。
太平军西征，最初目的不是建立基地，而是征集粮食、物资，保证南京的日常生活开支。如此，西征时，太平军除了攻打城池，还要分兵去征粮，让本就兵力不足的西征，捉襟见肘。
“以城居兵，以乡居民”相对“圣库”制度而言，有一些优点，但缺点也不少。
士兵居住城内，打造一座堡垒，可以减轻城内粮食压力，专注于军事斗争。乡民居住城外，城内人员比较“单纯”，也能减少敌军的探子，便于维护城内秩序。
弊端更多。首先，城内没有居民，谁来守卫城池？单纯依靠军队，冲锋打仗还可以，但修筑防御工事，以及搬运弹药，都缺乏人手。一旦战斗中受损，太平军很难恢复元气，因为没有人。
再则，商人、士绅被赶出城外，原先的财产、土地、房屋没有了，对太平天国心怀不满，不但破坏地方制度，还勾结清军，随时反击太平军。换句话说，此举激化太平军与地主之间矛盾，不利于团结抗清力量。
最后，城内不从事生产，或者生产有限，军需得不到满足，只能继续出去“打抽风”，对当地士绅下手。如此，士绅强烈反对，纷纷筑寨自保，支持清军，成为太平天国劲敌。
例如，太平天国夺取诸暨之后，气势如虹，但以包立身为代表的士绅组建武装力量，抗击太平天国“征粮队”。为此，太平军在雨花台之战的关键时刻，还要分出兵力与包立身作战，吃尽了苦头。
农民起义想要取得成功，单纯依靠军事斗争不现实，还需要一批会治理地方，管理民政的文官队伍。没有根据地建设，意味着只要遇到一场重大失败，就伤及元气，难以恢复，这对处于激烈战斗状态的太平天国而言，无疑是巨大灾难。
江浙经济发达，还是运河枢纽，是清朝财税主要来源。如此繁华的城市，太平天国却没能好好经营，还让地主、士绅、商人走到对立面，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。
那么，太平天国真的没有人才吗？没有会治理城市的人吗？答案是否定，石达开、李秀成、洪仁玕都是治理地方的高手，如何进行经济建设，巩固根据地，都显得比较高明，但难以推行。
之所以如此，主要原因两点。首先，李秀成不只是治理地方，还需要在东线、西线之间来回奔波作战，并处理南京朝廷糟糕的内部矛盾，对治理江浙力不从心。
再则，太平天国缺乏一支强大的水师力量，很难保证城市补给。试想，全部人员都居住在城内，几十万人，乃至上百万人的城市，一旦被清军封锁，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呢？
清军牢牢控制长江，太平天国补给线不稳定，怎能保证物资供给呢？城内商人就算有本事走私，风险也很大，且带来的是物价上涨，民众更加有怨气。
可以说，失去长江控制权后，太平天国在江浙的城市，很难按照正常的路径去发展，只能采取“战时状态”。只有消灭江浙清军，彻底控制江浙，才有可以让城市回归到正常状态。
局势所迫，太平天国的城市治理非常糟糕，以致违背了经济规律，短期内又无法解决与调整。如此，太平天国不能充分利用城市与商业发展带来的红利，还激化了跟士绅阶层矛盾，岂能不灭亡。
清朝统治的支柱是士绅阶层，无论是湘军、淮军，之所以能玩得转，也是士绅支持。但是，士绅不支持太平天国，因为经济利益受损，动了他们的奶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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