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仗就是拼消耗,拼谁的资源更雄厚。有句话说:“明军不满饷,满饷则无敌”,意思是明军若是粮饷充足,清军、闯军都不是问题。太平天国运动,情况也是一样,太平军败给后勤,而并非湘军、淮军。
后勤从何而来,城市供给是关键。太平天国为何失败,与城市治理失败有关。太平军不会治理城市,也难以治理城市,从而引起一连串问题,且难以解决。
太平天国如何治理城市呢?太平天国疆域不稳定,许多地方都处在争夺之中,治理城市的政策也经常变化,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,两种类型。
第一阶段,天京事变之前,相对严格的“圣库”制度。
“圣库”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?简单说,就是吃大锅饭,生产资料、生活资料都是公有,由国家统一分配,不存在私有财产。
太平天国早期,参加起义都是穷苦百姓,为了温饱才反清,故而“圣库”吸引力很大。韦昌辉、石达开、胡以晃等“富户”,是“圣库”物资的主要来源,他们贩卖家产,一律交给“圣库”。
既然是按需分配,就不存在所谓的贸易、市场、交易。所以,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,便把辖区内的城市按照“圣库”制度进行治理,私营手工业、商业都不存在。
此前的商人、手工业者,被编入相应的“馆”,由百工衙、诸匠营管理,为国家生产劳动,一切生活开支,都由“圣库”供给。
定都南京后,英国人也尝试与太平天国往来,了解情况。英国军官吴士礼在《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》中说:“城内各种店铺都不准开设,天京城内无商店。”
可以说,此时的太平天国城市,类似一座城堡或者军营,城与市分开,回到城市诞生之初的原始状态。当然,“圣库”制度并未严格推行,因为问题比较多。
石达开治理安庆,发现问题的严重性,也放松了管理,采取市场模式,并得到杨秀清认可,史称“安庆易制”,但并没有在太平天国辖区内普遍推广,带有试验性质而已。
第二阶段,“圣库”制度名存实亡,但以城居兵,以乡居民。
生产力水平决定了“圣库”制度无法长期推广,绝对平均主义行不通。如此,杨秀清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,进行了一些调整,例如取消“男女分营”,允许居民享受家庭生活。
城市工商业,也允许经营,但国家监管,主要以官营为主。民营商业,主要集中在城市郊外,允许自由贸易。但是,杨秀清没能继续完善工商业政策,就死于天京事变。
1856年,天京事变,是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。天京事变爆发,不只是杨秀清嚣张跋扈这么简单,而是太平天国的架构出了问题,并因此引发了内部矛盾。
“圣库”制度,在天京事变后名存实亡。例如,陈玉成、李秀成、李世贤等诸侯王都私自建造规模宏大的王府,这些财产从何而来,为何不交给“圣库”?
李秀成救援苏州,洪秀全不同意,让他拿出10万两银子充公,才能去江浙。李秀成为了保住大本营,也拿出10万两银子,“送给”洪秀全。
如此,“圣库”规定的“物资归上主,人人不得有私”的要求,名存实亡。城市管理也发生了改变,统一把人员安置在“各馆”规定取消,政策有了调整。
太平军攻取江浙之后,当地人王彝寿在日记中说:“贼之制,以城居兵,以乡居民。”意思是,城内居住士兵,是一座军营;城外是居民,城内人员要迁到城外。
迁到城外,究竟是什么人呢?李圭思,归王邓光明部下一位小官,后寻找机会逃离,他在日记中说:“城外设置粥场,妇孺赶出城,出入核验身份,士兵经常下乡征粮,号称打抽风。”
可知,太平军夺取江浙之后,士兵以及精壮者(符合当兵)留在城内,其余一律迁出城外。
无论是“圣库”制度,还是“以城居兵,以乡居民”,都是管理城市的败笔,短期内有一定效果,但弊端众多,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。
“圣库”制度下,城市就是一座军营、堡垒,纯粹消费,而没有生产。几十万人口的城市,全部由国家分配物资,且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阶段,岂能持续呢?
城内生活物资,都无法自给自足,又如何给军队提供粮食、后勤补给呢?军队没有后勤,如何打仗呢?为何得到补给,太平军只能“打先锋”,或者“派大捐”,以及“打抽风”,对地主、士绅下手。
杨秀清时代,太平天国军事上蒸蒸日上,但京师屡次出现粮食危机。为了缓和供需矛盾,杨秀清不得已“天父下凡”,让上帝的子女出城自谋出路。
太平军西征,最初目的不是建立基地,而是征集粮食、物资,保证南京的日常生活开支。如此,西征时,太平军除了攻打城池,还要分兵去征粮,让本就兵力不足的西征,捉襟见肘。
“以城居兵,以乡居民”相对“圣库”制度而言,有一些优点,但缺点也不少。
士兵居住城内,打造一座堡垒,可以减轻城内粮食压力,专注于军事斗争。乡民居住城外,城内人员比较“单纯”,也能减少敌军的探子,便于维护城内秩序。
弊端更多。首先,城内没有居民,谁来守卫城池?单纯依靠军队,冲锋打仗还可以,但修筑防御工事,以及搬运弹药,都缺乏人手。一旦战斗中受损,太平军很难恢复元气,因为没有人。
再则,商人、士绅被赶出城外,原先的财产、土地、房屋没有了,对太平天国心怀不满,不但破坏地方制度,还勾结清军,随时反击太平军。换句话说,此举激化太平军与地主之间矛盾,不利于团结抗清力量。
最后,城内不从事生产,或者生产有限,军需得不到满足,只能继续出去“打抽风”,对当地士绅下手。如此,士绅强烈反对,纷纷筑寨自保,支持清军,成为太平天国劲敌。
例如,太平天国夺取诸暨之后,气势如虹,但以包立身为代表的士绅组建武装力量,抗击太平天国“征粮队”。为此,太平军在雨花台之战的关键时刻,还要分出兵力与包立身作战,吃尽了苦头。
农民起义想要取得成功,单纯依靠军事斗争不现实,还需要一批会治理地方,管理民政的文官队伍。没有根据地建设,意味着只要遇到一场重大失败,就伤及元气,难以恢复,这对处于激烈战斗状态的太平天国而言,无疑是巨大灾难。
江浙经济发达,还是运河枢纽,是清朝财税主要来源。如此繁华的城市,太平天国却没能好好经营,还让地主、士绅、商人走到对立面,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。
那么,太平天国真的没有人才吗?没有会治理城市的人吗?答案是否定,石达开、李秀成、洪仁玕都是治理地方的高手,如何进行经济建设,巩固根据地,都显得比较高明,但难以推行。
之所以如此,主要原因两点。首先,李秀成不只是治理地方,还需要在东线、西线之间来回奔波作战,并处理南京朝廷糟糕的内部矛盾,对治理江浙力不从心。
再则,太平天国缺乏一支强大的水师力量,很难保证城市补给。试想,全部人员都居住在城内,几十万人,乃至上百万人的城市,一旦被清军封锁,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呢?
清军牢牢控制长江,太平天国补给线不稳定,怎能保证物资供给呢?城内商人就算有本事走私,风险也很大,且带来的是物价上涨,民众更加有怨气。
可以说,失去长江控制权后,太平天国在江浙的城市,很难按照正常的路径去发展,只能采取“战时状态”。只有消灭江浙清军,彻底控制江浙,才有可以让城市回归到正常状态。
局势所迫,太平天国的城市治理非常糟糕,以致违背了经济规律,短期内又无法解决与调整。如此,太平天国不能充分利用城市与商业发展带来的红利,还激化了跟士绅阶层矛盾,岂能不灭亡。
清朝统治的支柱是士绅阶层,无论是湘军、淮军,之所以能玩得转,也是士绅支持。但是,士绅不支持太平天国,因为经济利益受损,动了他们的奶酪。